解讀百家姓廉姓。本期為您講述的是一段關于廉氏家族的淵源。廉氏是一個非常古老、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體，在當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百九十位，人口約十九萬六千余，占全國人口總數(shù)的0.012%左右。

廉氏家族是元代畏兀兒高門望族。王梅堂《元代內遷畏兀兒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元史論叢》，第七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對廉氏家族內遷后姓氏的形成，居地之變遷、家世人物之婚姻、成員等進行了詳細考證論述。

關于其他畏兀兒人的論文有尚衍斌《元代畏兀兒人史事雜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尹偉先《維吾爾族出身的吐蕃宣慰使葉仙鼐史事考述》（《蘭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王胞生《元代入滇的畏兀兒人》（《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胡小鵬的《〈元史？葉仙鼐〉補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等。

吐蕃在元代已成為中國領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了更好地管理這一地區(qū)，元朝通常委派有語言優(yōu)勢的畏兀兒人行使這一職責。尹偉先就此撰文《元代參與吐蕃事務的畏兀兒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考述了元代參與吐蕃地區(qū)事務的畏兀兒人及其事跡。通過爬梳史料，就任職于元代宣政院中的畏兀兒官員之姓名、族屬及其事跡進行了考證。

另外，作者還研究了元代畏兀兒喇嘛及其文化貢獻以及出身于畏兀兒的吐蕃宣慰使葉仙鼐的事跡。如果說尹偉先研究的是參與元朝地方政務的畏兀兒人，那么尚衍斌則對任職中央的畏兀兒人進行了研究。他在《元代中書省的畏兀兒族大臣》（《元史論叢》，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一文中論述了在元朝中書省和行中書省任職的畏兀兒族大臣的狀況，探討了他們在元朝統(tǒng)治中的作用。

另外，尚衍斌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撰文《元代畏兀兒亦都護官號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對元代畏兀兒亦都護官號的淵源作了進一步的考釋，認為亦都護是元代畏兀兒地方政權的最高首領，并對亦都護起源于Ydyqut——ahri提出佐證。對亦都護進行研究的還有羅賢佑《元代畏兀兒亦都護譜系及其地位變遷》（《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黨寶海《13、14世紀畏兀兒亦都護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元代畏兀兒人在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極大貢獻。王開元《元代維吾爾人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貢獻》（《新疆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從學術思想、文學藝術、成因探討方面論述了元代維吾爾人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貢獻。田衛(wèi)疆《論元代畏兀兒人對中華文化的歷史貢獻》（《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從語言翻譯，文學詩詞，史書編撰、書法、繪畫、音樂三個方面論述了元代畏兀兒人的文化成就，認為其為唐宋以來的中華文化的發(fā)展增添了新的內涵，從而更加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寶庫。

畏兀兒人不僅將其優(yōu)秀文化帶入中原，而且也善于吸收漢文化之精華。元代新疆與中原地區(qū)的政治聯(lián)系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交通也得以改善。畏兀兒人紛紛內遷。尚衍斌《元代內遷畏兀兒人的分布及其對漢文化的吸收》（《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對此作了詳細考察，并分析了內遷畏兀兒人吸收漢文化的主要原因。

在對外交流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當首推列班？掃馬。王永生《元代著名維吾爾族外交家、旅行家拉班？掃馬》《文史知識》，1992年第3期）就掃馬出使歐洲事件進行了論述，認為這是我國維吾爾族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此方面的論文還有王梅堂《偰氏父子與中朝文化交流》（《民族》，1992年第12期）。

自古以來，畏兀兒不僅以其獨特鮮明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立于民族之林，而且還引起廣大學者的極大興趣。楊富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撰文《宋元時代維吾爾族景教略論》（《新疆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論述了元代維吾爾族景教的發(fā)展及維吾爾族景教徒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藏傳佛教（喇嘛教）在元代興盛一時，不少維吾爾貴族也皈依了喇嘛教，成為喇嘛僧。

張羽新《元代的維吾爾族喇嘛僧》（《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則考證了阿魯渾薩理、必蘭納識里、舍藍藍、迦魯納答思等皈信喇嘛教的維吾爾族上層人物的事跡。田衛(wèi)疆《〈元典章〉中有關畏兀兒喪事體例詮釋》（《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論述了畏兀兒的喪葬文化。通過對《元典章》中《畏兀兒喪事體例》的考證，揭示了元代乃至其前畏兀兒人的喪葬制度及其變化。